摘要: 考察2011—2018年间108份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裁判可以发现，我国法院在适用修订前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37条过程中，围绕谁是公共企事业单位和信息应否公开两大问题，就参照执行的主体和方式已发展出颇为系统、精细的审查逻辑，并在很大程度上推翻了以往研究所提出的阶段渐进论主体类同—职能类同和形式主义—实质主义模式等识别公共企事业单位的学说，以及用以判定信息应否公开的最少存留适用规则。
而在信息社会中，隐私信息虽然可能进入陌生人关系，但此种关系亦为日常生活所必需，因此仍可被认定为一种特定关系，而非放弃了隐私期待的完全陌生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在此种共享类型中，由于涉及到信息搜集行为，信息搜集主体的工作人员必然知悉信息主体的隐私信息，但其显然负有不得泄露的法律义务。
（三）我国学理与实践上的探索 为化解传统隐私理论与现实生活的张力，我国学界也在积极探索。德菲利皮斯用信息关系来描述与他人分享非公开信息的个人关联，并用相互关系一词来代替传统的隐私概念，可谓贴切。虽然本案中原告的主张未获支持，但依此判决，只要其具有合理的隐私期待，已向他人披露的信息也可能受法律保护。与隐私公开的绝对标准相对，依隐私公开的相对标准，即便隐私信息披露给不特定的第三人，也不意味着隐私信息已经被公开，此时信息是否溢出隐私的保护范围，尚需结合其他因素进行考量。在大数据时代，原先作为隐私信息看门人的控制机制，要构成现在信息披露的有效限制几乎不可能。
既然是合同行为，就无所谓知情同意，因为发生交易是双方欲求的法律效果，共享信息则是履行合同的必要前提。私人生活在公共场所中延续，自由、自治、尊严在公共场所中亦存，有限度地承认并保护公民的公共场所隐私权已是时代发展所需。整合理论降生的时代，德国国家法学面临着社会多元化的挑战。
[23]可能也正是基于此种原因，卢曼在基本权利理念基础问题上只讨论自然法学说和斯门德的整合理论，因为只有它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社会分化的要求。[16] Vgl. Smend, Staatsrechtliche Abhandlungen, 4. Aufl., Berlin 2010, S. 277 f.. [17] Vgl. Smend, Staatsrechtliche Abhandlungen, 4. Aufl., Berlin 2010, S. 297 f.. [18] Vgl. Schmitt, Carl, Verfassungslehre, 8. Auflage, Berlin 1993, S. 273. [19] Vgl. Neumann, Theologie als staatsrechtswissenschaftliches Argument-Hans Kelsen und Carl Schmitt, Der Staat 2008, S. 174 f.. [20] Kelsen, Allgemeine Staatslehre, Berlin 1966, S. 44 f.; ders., Reine Rechtslehre, 1. Aufl., Wien 1934, S. 1 f., 12 f.. [21] Kelsen, Von Wesen und Wert der Demokratie, Tübingen 1920, S. 36. [22] Kelsen, Reine Rechtslehre, 1. Aufl., Wien 1934, S. 90. [23] 德莱尔在一篇文章中揭示了凯尔森的法理论与民主理论之间的关联，其对于凯尔森于其中显示的错漏之处的批评以及凯尔森自身的观点修正显然都是趋向斯门德的，参见Dreier, kelsen„Jurist des Jahrhunderts，in: Heinrichs, Franzki, Schmalz, Stolleis(Hrsg.), Deutsche Juristen jüdischer Herkunft, München 1993, S. 705 f.。[42]以这些观点为基础的认识论立场使斯门德获得了将国家界定为精神现实这一特殊本体的范畴和方法。行将交稿之际，经与丛书主编和本书责任编辑细致商讨，译者才了悟了问题的根源，找到了解决方法。
此种难以言表的喜悦之中也包含无以尽陈的感激之情。在使用Verfassung之时，斯门德意在用精神科学的方法确定Verfassung的规范对象和功能定性。
最应感谢的莫过我妻杨泉女士。宪法理解方式的全面、动态性均以对社会现实的观察和吸收能力为前提。1933年1月18日，在柏林大学举办的当时德国人惯于庆贺的帝国成立日庆典上，斯门德做出了这样的判断：当下，在政治信条的信徒中和大规模政治运动的排他的、类似于宗教的要求中，国民有沉沦之虞。根据上面的分析，也能排除本书书名的其他译法。
[15] 最后是其现实开放性。从整合理论持有的国家概念出发，国家本质上是一种精神现实，其存在和存续有赖于其作为精神性总体关联能够得到不断地体现，以及不间断地得以更新和续造，也即有赖于整合过程不间断地发生。在论述功能整合的作用必须影响到所有人之时，斯门德已经指出了意见传播过程中的角色和等级分工，其论述人的整合问题时提到的各种人员均可以被看作形形色色的意见领袖。整合理论中的三种整合类型事实上设定了国家法学的现实观察的三大主要任务领域：观察质的内容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具体实现样态，各类功能整合发挥作用的具体情况和不同政治参与者代表的政治意涵。
此种宪法解释方法并非法解释学中的体系性解释，而是要求将宪法置入作为个性化价值总体的国家的精神现实之中，理解宪法整体及其各部和细节的含义。也有同时将这两个词都作为变通处理对象的做法，将书名译为《实质宪法与形式宪法》。
此外，斯门德通过这个定义为Verfassung灌注的实质内容仅为宪法的调整对象（国家生活）和功能定性，并无表达规范体系之意，制的头一种含义也不符合斯门德的本意。这样的阅读、翻译体验使译者深感喜悦。
当这两个词分别出现的时候，将其译为宪法均无明显错误，而当二者并列出现之时，翻译则必须表明二者的差异，否则就会出现《宪法与宪法》这样的译名。故而，决断主义之中既不存在现代宪法国家的理念，也不存在培育、滋养现代宪法国家理念的土壤。[12] Vgl. Badura, Staat, Recht und Verfassung in der Integrationslehre-zum Tod von Rudolf Smend (15. Januar 1882- 5. Juli 1975), Der Staat 1977, S. 305(311). [13] 本书第68页。[2] 书名的这一语用特性为翻译提供了方向指引：应以斯门德向词语灌注的实质意涵为判断标准。[8] 关于制度（Institution）在德国法学中的含义的详尽阐释，参见Mager, Einrichtungsgarantie, Tübingen 2003, S. 99 ff.。精神现实是由表达、意义、意向、价值、结构等范畴之间复杂的辩证关系建构出的一种克服了主客体二分、规范和现实二分的现实，基于此种精神现实的本体论特性，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不再可能是价值中立或者价值无涉的，对于现实的观察事实上也包含评价性的因素，如卢曼所言，没有未经阐释的现实。
之前在德国占据主导地位的实证主义国家法学的核心学术旨趣在于用 法语句——法律行为、立法——法的适用、客观法——主观权利、规制行为——处分行为、实质法律——形式法律、内部领域——外部领域等形式概念建构国家与个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界分二者的意志领域。将Verfassungsrecht翻译成宪律的错误最为明显，斯门德在使用这个词的时候显然指的不仅仅是成文宪法，也包括宪法习惯法。
[40] 观点涉及政治，由国民责任感所致，但身为知识分子斯门德也受知识领域的规范的约束，故而理解《宪法与实在宪法》也是追踪其与时代主流的认识论范式的关系的过程。例如克莱恩就曾经指责整合理论促成的国家、宪法观念的动态化是以牺牲法治国理念为代价的（Klein, Die Grundrechte im demokratischen Staat, Stuttgart 1974, S. 29）。
[17]就译者的阅读经验而言，在斯门德及其学派的其他人的文本中，人们能够更多地接触到德国的政治、社会现实，学习到更多新颖的观察、把握政治、社会现实的方法和途径。[10]而在整合理论之中，基本权利是国家整合的实质意涵，是国民相互同意统一为一体的纽带，是国家的基础和国家行为的指引，其作为一种文化、价值的体系必然多方面、多形态地塑造政治、社会生活的面貌，其所涉及的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必然是多方面、多形态和全面性的。
[36]两个例子可以证明凯尔森所言不实。从译者首次借阅出版于1928年的《宪法与实在宪法》的德文原版，到此书中文版面世，已届7年。就此问题而言，卡尔#8226;施米特的宪法理论是一种知识返祖现象。[43]在认识论层面打牢基础，这样的做法可能在热切于政治的人眼中显得迂腐，但惟其如此知识才可能形成自身的传统，成为具有自身评价尺度的知识体系。
[39]此时距希特勒被任命为帝国总理仅剩12天，回置入此种历史语境，斯门德此言既是濒临绝望的阻劝，也是提前奏响的魏玛宪制的挽歌。因此，宪法必须能够不断地显明国家生活的意义，不断地通过自身包含的各种国家、国民的行为方式更新国家生活的意义，也即为保证整合功能的实现宪法需要不断进行变动不居的效力续造。
文章来源：中国宪政网 进入专题： 《宪法与实在宪法》 。在国家法学的语境中，宪制可能具有两种意义：1. 制有规范体系之意，宪制则有宪法规范体系之意。
正如斯门德自己在序言中所言：第二部分里的宪法理论的论述以精神科学和国家理论为基础，而非以法学理论为基础。例如传播学学者惯于认为美国学者拉扎斯菲尔德发表于1940年的《人民的选择》首先指出了意见领袖现象的存在，并由此创造了一个重要的传播学概念。
[33]因此，理解《宪法与实在宪法》以及其他斯门德的作品的过程，也是体察斯门德灌注其中的政治意涵的过程。他们分别为：丁玫老师（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研究院）、徐涤宇老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张翔老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王锴老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郑磊老师（浙江大学法学院）、Prof. Dr. Martin Morlok（德国杜塞尔多夫大学法学院）、Prof. Dr. Stefan Korioth（德国慕尼黑大学法学院）、Prof. Dr. Karl-Eberhard Hain（德国科隆大学法学院）、田伟（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德国慕尼黑大学法学院）。[19]此种国家观念显然是彻底排斥社会多元化的。将书名冠以学说、理论，在此种命名风尚之中显得极富企图心。
[8]而在斯门德看来，Verfassung是国家生活的法秩序，在这个定义中法秩序是斯门德使用的属概念，这就意味着斯门德是在规范、应然的层面上定义Verfassung，将其理解为实然层面的，显然不符合斯门德的本意。[26]此种学术成果较之先前的帝国公法学是一种知识上的进步，因为其不仅提供了现代国家的形式建构，同时也具有观念除魅的作用。
在无论是《宪法与实在宪法》之中，还是在《表达意见的权利》一文之中，斯门德均较之当时的实证主义国家法学更为重视国旗、国土、首都等国家的象征符号的宪法规范性意涵，对于魏玛宪法符号体系的捍卫毫无疑问地表达了斯门德对于魏玛宪法秩序的认同和为之努力奋斗的意志。问题根源在于，书名的正确翻译，以全面准确理解本书的内容为前提。
此外，在托马和卡尔#8226;施米特围绕魏玛的议会主义民主制激辩之时，斯门德采用了一种较之托马可信度更高的方式维护了议会主义民主制。[10] Luhmann, Grundrechte als Institution, 2. Aufl., Berlin 1974, S. 42. [11] 参见张翔：《宪法释义学》， 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125页。
